中华五千年文明孕育着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经过旧石器、新石器漫长的发展，人们不仅创造了赖以生存的石质用品，还创造了表达其思想与追求的艺术形象；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从上古结绳记事，到观夫自然之形象（图1-1、2），

　　人类在劳动中创造了文字，文字又推动社会的不断发展。有了文字，或书于岩壁，或契于甲骨（图

　　逐渐地成为人类生活所必需，这其中石刻作为文字的重要载体形式之一，越来越多地充实在人们的生活中，于是出现了摩崖、碑碣、画像石、石阙、石经、墓志、造像、石幢、法帖等不同形式的石刻作品。它既承载着历史文化发展之脉络，又具有翔实的文献价值，同时，又具备很高的艺术欣赏与艺术鉴藏价值。

　　石刻究竟始于何时，现在无从考证。金石学家朱剑心在《金石学》一书中说：“三代有金而无石，秦汉以下石盛而金衰。”马衡在《凡将斋金石丛稿》中说：“刻石之风流衍于秦汉之世，而极盛于后汉。隋唐承北朝之余风，事无巨细，多刻石以纪之，自是以后，又复大盛，于是石刻文字几遍全国矣。

　　”从上面两人的著述中，可以得出秦汉之际石刻昌盛之定论，然究其起源，尚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就古代文献记载来看，早在商代是有过刻石存在。如《墨子》一书中就曾多次提及“著于竹帛，镂于金石”。在史书中，也记载了孔子观石刻而不识之字的逸事。在一次孔子参加的封禅中，与会者看不懂石头上刻的字，向孔子请教，孔子看后说，上面的字他也“不能尽识”。

　　从石刻发展的角度来讲，“三代有金而无石”的说法似为不妥，不能因为暂无实物流传，就急于擅加定论；只是由于时代久远，原石在秦汉之际，或遭到损坏和埋没，至今没有发现真品传世而已。其实，清季以来古迹文物的不断出土，纠正了历史上很多已知与未知的定论，即为实例。当然，从现传世的实物来讲，石刻自先秦一直延展至今已有二、三千年的历史。就其文化积累，可谓浩如烟海，其价值之高，早已被誉为“石头之书”，受到人们的珍重与利用。

　　碑有狭义和广义两解。从狭义来讲，他是专指石刻种类中的一种；广义来讲，他又是泛指各种形制的石刻。从金石学的角度来讲，通常是从广义方面来理解。清人叶昌炽在《语石》中说：“凡刻石之文皆谓之碑，当是汉以后始。”看来关于碑的含义早已约定俗成了。

　　关于“帖”，《说文解字》解释为“帛书也”。在古代帛为丝织品的总称，所以古人把书写在丝织品上的字迹（图

　　也可称之为“帖”。造纸术发明后，帛与缣素、纸并用于书札之中，当时人们皆称之为“帖”，这是帖早期的含义。后汉以后，帖的含义不断扩展：

　　搨本、从石刻上传拓下来的拓本，为方便学习欣赏，装裱成册，亦称之为“帖”。其三是清末西方摄影技术传入中国，凡镌刻、手书等一切书法艺术作品，一经影印装帧成册，亦称之为“帖”。

　　可见从早期书于帛、简、纸的墨迹到现代关于帖的含义是不断扩展的。以至今天形成帖的广义的概念

　　故此，按金石学的分类，本书在这里所讲的“碑”，是取其广义的概念，泛指石刻中有文字或图像的石质载体；“帖”则专取其“法帖”（刻帖）这个含义。正所谓，欲知其内容要旨，先明其篇名界定。

　　一是秦汉时期，碑刻作品多为纪功颂德，且内容丰富，以碣石、墓碑、功德碑、摩崖、画像石、石经为主。代表作有秦《泰山刻石》等七刻石、汉《袁安碑》、《袁敞碑》《裴岑纪功碑》、《武梁祠画像》、《史晨碑》、《西狭颂》、《熹平石经》、《曹全碑》、《张迁碑》等。

　　二是南北朝至唐宋时期，时间跨度较长，可谓是品类形制繁多，除碑石、摩崖、石经外，还有造像、经幢、墓志、刻帖等。代表作有《龙门二十品》、《张猛龙碑》、《爨宝子碑》、

　　《刁遵墓志》、《崔敬邕墓志》、《张黑女墓志》、《龙藏寺碑》、《九成宫醴泉铭》（欧阳询书）、《伊阙佛龛碑》（褚遂良书）、《圣教序》（集王羲之书）、《李思训碑》（李邕书）、《颜勤礼碑》（颜真卿书）、《神策军碑》《玄秘塔碑》（柳公权书）、《淳化阁帖》、《大观帖》、《降帖》等。在两个繁荣兴盛时期之间，经历了长达二百余年的禁碑时期。东汉末期的建安七年（

　　202），魏武帝曹操有感多年战事，天下凋敝，民不聊生，为死人立碑，实在是一种奢侈，加之碑文的虚华之词、奉承之风越来越盛，遂下令禁碑。到了西晋，晋武帝更是专此下诏，告知天下：“碑表私美，兴虚伪莫大于此，一禁断之。”由于魏晋两朝屡申立碑之禁，使碑刻的发展受到了影响，以至于少有留下有规制的碑刻作品；墓碑由地上转为地下，由此造就了墓志的兴盛。两宋以后，碑刻本身所具有的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随着古代印刷术的广泛应用，为墨迹流传具备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碑刻的功用逐步削减了。尤其是书法家参与书碑更是少见，使其艺术价值弱化了，至清末民国时期，现代印刷技术的兴起与快速发展，碑刻原有的文献与艺术价值渐被新的载体形式所取代，传统的碑刻可谓走向衰微，这也是社会进步发展使然。

　　正如前面对碑帖所作的界定，碑与帖，二者是完全不同的。分而言之碑是碑，帖是帖，前人概括为“竖石为碑，横石为帖”，这只是从形制上区别，其实碑与帖的区别表现在很多方面。

　　一为功用不同。刻碑立石是以期达到“寄坚贞之石质，永垂昭于后世”的愿望。以善书者主其事，书法力求庄重整齐，一般少有署书者姓名的，并非藉此传书家之名。相反，刻帖的功用则是以传承、学习与欣赏书法为主要目的，复制历代帝王、名家法书，是人们有意识的书法活动。

　　二为内容不同。立碑刊刻文字于其上，通常是以记功颂德、追述世系、纪事等为主要内容，其行文是有一定的格式和内容要求的。而帖是以汇集摹刻帝王、名人法书为主要内容，以书法优劣为选择标准，精者片纸楮素只字皆收。就书写内容而言，多为往来信札与诗文等。

　　三为书体不同。碑的书体早期皆为庄重肃穆的篆、隶、正（楷）书，及至唐太宗李世民，御笔挥洒，以行书书丹上石，始有行书之碑；草书除唐武则天所书《升仙太子碑》外绝少见之。然而，刻帖尤以小楷及行、草书体居多。

　　四为形制不同。碑的形制为长方形，竖立于地面；上覆碑额，有圆顶、方顶和尖顶之分，下有碑趺，有龟趺、方趺之制；碑高者几丈有余，中间或有穿孔，可四面刻字。帖的形制为横石，通常高尺许，只正面刻字，无四面刻字，更无趺、无额、无穿孔，一般镶嵌于壁间。此外，帖有木刻，碑皆无。

　　五为上石之法不同。碑通常是采取书丹上石；帖则是摹勒上石，二者有本质的不同。

　　六为刻法不同。碑经过书丹上石，刻工可不完全顾及所写字之笔势，往往因循刀法之便，或与书丹有所出入；有的甚至不需书丹直接奏刀，因而有些碑刻笔画方峻狠直，有刀石之意味，非毛笔所能再现。而法帖经摹

　　搨、勾勒上石后，镌刻时，刻工是不允许有丝毫脱离原作任意奏刀的自由，皆须忠于原作，尽力使之毕肖。摹刻精者与底本对比，几乎完全一致，可谓下真迹一等。碑帖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其集书法之大成。书法除墨迹外，碑刻为大宗，上自殷商下至近代，书法大者盈尺，如《泰山经石峪》等；小者如豆，如晋唐小楷等；历代名家篆、隶、正、行、草书，各种书体无不涵盖。碑帖可谓书法艺术的最大宝库。

　　其二具有校订史实之价值。大凡改朝换代，必修前史，故于本朝不利者皆篡改删除，正史典籍有不尽可信者。然而碑帖之文，皆为当时所作，或埋于地下，或置于荒野，或葬弃旧家，一般不及篡改，皆可用于校订史实。

　　其三具有拾佚补缺之价值。秦汉碑碣以降，与雅颂同文，古文载之，亦不乏鸿文矩制；而刻帖尤多名家诗文词翰，实可补历代文学资料之缺。此外，碑刻中所涉及内容广泛，天文、地理、宗教、祭祀、礼仪、政治、军事、医药、世系传记、风土人情、筑路、立界、造桥等无所不包，可谓是一部万有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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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四具有文献校勘之价值。文献典籍转辗传抄，或有脱漏谬误之处，可以与石经拓本校之，足可更正补遗。

　　其五具有考辨文字流源之价值。文献记载籀文为最早，然不见原物何以知籀、篆之形，而更不知三千余年前甲骨文之为何物？非得碑帖、甲骨实物，方可考文字源流之始末。

　　中国的纸虽然在东汉晚期就已发明，但能够流传下来的最早书写于纸上的文字，现也仅有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图

　　所以石刻上镌刻的两汉、魏晋的文字，无论是文献价值，还是艺术价值，就显得至珍宝贵了。

　　碑帖自问世以来，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尤其是隋唐以降，至明清之际，更是推其至极。金石之学昌盛，不断出土的金石实物，极大丰富了书法资料，为书法学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客观条件，同时，也造就了不少书法大家。晚清最杰出的书法家吴昌硕，便是其中的一位。他取法先秦《石鼓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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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了《石鼓文》左右上下参差取势的特点，在整齐中求工稳，简化中求变化。并将《石鼓文》略扁或略方呈横向的形态，一变横为纵，上密下梳。吴昌硕临写石鼓文的作品流传较多，其有真有假，历年拍卖会都能见到，写的最精的现藏于故宫。他在临摹《石鼓文》的同时，还刻意将秦篆、封泥、玺印的各种篆法融入其间，因此，在他的书画、篆刻作品中既有仿效《石鼓文》的明显痕迹，给人一种醇古、泼辣的金石气，同时，又能融会贯通开篆书一代风格。晚年吴昌硕取法石鼓文更是炉火纯青，以篆隶作狂草，别有自家风格（图

　　吴昌硕在书法上所取得的成就，有其自身天赋的因素，当然，更离不开对古代碑帖的取法与借鉴。

　　结绳记事是原始人类在文字产生之前帮助记忆的方法之一。在300万年前，人类还处于茹毛饮血的原始时代，以群体活动采集野果、围猎野兽为生。其所获得的食物是平均分配，古人便渐渐产生了数量的概念，在捕获一头野兽后，学会用一块石子、一根木条来代表；或用在绳子上打结的方法来记事、记数。渐渐地在原始社会人们的眼中，一个绳结就代表一头野兽，两个绳结代表两头，或者一个大结代表一头大兽，一个小结代表一头小兽，凡此种种。中国上古时期的“结绳记事”法，史书上早有很多记载。战国时期的著作《周易·系辞下传》中记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金石学在近古学传入中国前，是以古代金铜器和石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近似欧洲的铭刻学，被视为中国考古学的前身。研究对象属零星出土文物或传世品，未经科学发掘；偏重于铭文的著录和考证，以证经补史为研究目的。形成于北宋，至清代正式有

　　东汉许慎所著。许慎（约58年—约147年），字叔重，东汉汝南召陵（现河南郾城县）人。有“五经无双许叔重”之赞赏，是汉代著名的经学家、文字学家、语言学家，是中国文字学的开拓者。《说文解字》成书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到安帝建光元年（121年）。许慎根据文字的形体，创立540个部首，收字9353个，另有“重文”即异体字1163个，共10516字。所收文字先列出小篆，如果古文和籀文不同，则在后面列出；然后解释字的本义，再解释字形与字义或字音之间的关系。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系统地阐述了汉字的造字规律，归纳总结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汉字“六书”学说。《说文解字》开创了部首检字的先河，成为后世字典的典范。

　　1849）生（或二十七年），民国六年（1917）卒。字鞠常、鞠裳，“奇觚庼”为藏室名。长州人（江苏苏州）。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官侍讲。校勘审定学冠当代。校书之暇，兼访古迹、碑版。著有《语石》等。《语石》共写四百七十四则，分成十卷。第一卷按顺序讲各个朝代的碑刻，第二卷按地域讲各省以及五岳四渎和外国碑刻，第三、四、五卷讲碑刻的种类和形制，并分述其著名的实物，第六卷讲碑刻文字的体例和有关刻石等事项，第七卷按时代讲碑刻的书写者，第八卷按身份讲各类书写者以及书写的各种字体，第九卷讲碑刻文字的各种情况和格式，第十卷讲拓本、装潢、收藏，最后还附有几则石刻以外的铭刻。这种既分类又系统的进述，至今仍不失为碑刻入门的普及读物。近人柯昌泗撰《语石异同评》，对《语石》多有补正。

　　1844）八月生，民国十六年十一月（1927年）卒。初名俊，又名俊卿，字昌硕，又署仓石、苍石，多别号，常见者有仓硕、老苍、老缶、苦铁、大聋、石尊者等。浙江湖州安吉人。吴昌硕与虚谷、蒲华、任伯年齐名的“清末海派四杰”，晚清著名画家、书法家、篆刻家。杭州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光绪八年（1882）定居苏州，后来又移居上海。阅历代大量金石碑版、玺印、字画，眼界大开；广收博取，诗、书、画、印并进；晚年风格突出，篆刻、书法、绘画三艺精绝，声名大振，公推艺坛泰斗，成为“后海派”艺术的开山代表、近代中国艺坛承前启后的一代巨匠。吴昌硕的绘画、书法、篆刻作品集有《吴昌硕画集》、《吴昌硕作品集》、《苦铁碎金》、《缶庐近墨》、《吴苍石印谱》、《缶庐印存》等，诗有《缶庐集》。其有三子一女，次子吴涵、三子吴东迈均善篆刻书画。

　　赵海明，字子谦。现专业技术职务为编审（研究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编辑出版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理事，北京印社社员。

　　曾长期任职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金石组，从事碑帖、玺印编目与鉴藏工作，擅长碑帖鉴定。作为分卷主编参与《北京图书馆藏石刻拓本汇编》（百册）、《北京图书馆藏画像拓本汇编》（十册）的选编工作。策划主编出版《中国国家图书馆碑帖精华》（八册），与启功先生共同对初选碑帖再次鉴别遴选；该书荣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编辑出版奖、文博考古优秀图书奖。

　　其书法篆刻作品入选第三、四届全国书法篆刻展，第三届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展，第一、二届全国篆刻艺术展。荣获北京篆刻大奖赛一等奖，“复兴杯”、“长空杯”书法篆刻比赛一等奖。2007年10月书法篆刻作品在第二届北京国际书法双年展中，荣获“京华书坛十佳中青年奖”。著作有《石刻叙录·法帖》、《赵海明印选》、《颜楷书法入门》、《印章边款艺术》、《篆刻蒙求——篆刻知识与技法》、《道在菜根——赵海明书法篆刻集》、《碑帖鉴藏》（上下册）等出版。IM电竞 IM电竞appIM电竞 IM电竞appIM电竞 IM电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