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电竞 电子竞技平台IM电竞 电子竞技平台IM电竞 电子竞技平台摩崖石刻与“结绳记事”一样，是古人作为一种纪事方式用来记录生产、生活以及社会活动等，也是我们现在能够触摸、了解、感知人类对社会体验的重要方法之一。清代江苏通州人冯云鹏在他的《金石索》中载有：“就其山而凿之，曰摩崖。”曾任故宫博物院长、金石学家马衡在他的《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国金石学概要》中，明确指出:“刻石特立者谓之碣，天然者谓之摩崖。”也就是说文字图画刻在天然之石上，才可谓之摩崖石刻，并非冯云鹏所说只有刻在山中之石上，其内涵更加宽泛，也符合摩崖石刻的特点。据当今考古研究成果表明，摩崖石刻指在山崖或石壁上所刻文字、造像或者崖画，起源于远古时代，盛行于北朝时期，直至隋唐以及宋元以后延绵不绝，成为中国艺术史上一个重要的艺术种类。

　　白鹿洞书院的摩崖石刻，是书院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书院文化精神的有形载体。现存的摩崖石刻多集中在白鹿洞以及贯道溪以及溪两岸的石壁上，均为文字没有崖画与造像内容。现存有摩崖石刻60方，其中宋代14方，元代1方，明代26方，清代17方，时代不明的2方。内容以励志、哲理以及写景、记事等为主，多为名人学者所题，书法精美与白鹿洞书院环境相映成趣，有着较高的艺术与史料价值。

　　白鹿洞书院摩崖石刻大多经过书丹为摹本，也有的是直接用刀斧等工具直接凿刻，故书风自然开张，气势雄伟意趣天成，表现出阴柔飘逸与阳刚之美的有机融合。

　　历经千年的白鹿洞书院，书院建筑在历史的长河里几经兴衰，只有石刻承受着风雨的侵蚀、战火的洗礼流传至今，不但饱含着历史的沧桑，也传递着许多文献资料所阙载的信息，并表现出明晰的时代特征。

　　白鹿洞书院现存摩崖石刻群中，朱熹中兴白鹿洞书院之前没有刻石留存。现存最早的摩崖石刻是朱熹题刻的“白鹿洞”三字。“白鹿洞”刻石位于枕流桥堍，此桥也是目前白鹿洞书院保存最好的石拱桥。虽说是一地名题刻，仿佛看到了朱熹那身着飘逸的长衫，影绰于贯道溪水间。

　　白鹿洞摩崖石刻群的形成，得力于白鹿洞书院的名声鹊起，更得力于朱熹的倾力而为，使得“君家白鹿洞，闻道亦生苔。”（白居易·《再过江州题别遗爱草堂兼呈李十使君》）的人迹鲜至之地，成为了“行车幸有书，归向山中读。”（翁溥·《题白鹿洞》）名人蜂至，求学之人心之所向之处。此后，摩崖刻石之风渐盛，异彩纷呈。

　　白鹿洞书院不在为文人学者们所侧目，游历膜拜、观瞻修省、求学悟道等等，不一而是。摩崖石刻的写景、励志、记事等内容相继出现，字数也由几字到几十个字不等。如果说南宋白鹿洞书院的题刻，多为对环境的点赞，也是“源头活水”的话，那么元代题刻则进入了书院摩崖石刻的“空窗期”。这一现象的发生，是以黄河文明为中心的汉文化现象的折射。尤其是靖康之难，宗室南渡的缘故，宋人的情感里总有种“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李煜·《虞美人》）的惆怅，游牧民族带来的“屈辱感”如影随形。南宋灭亡之际，江州守将吕师夔挂旗降元，地处长江南岸的九江没被屠城，白鹿洞书院也躲过了一次命运的劫难。山林依然寂静，贯道溪依旧潺湲。读书声里多了些许“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岳飞·《满江红》）的激昂。

　　入明以后，尤以明代中后期题刻出现了对书院精神、文化反思的内容，并进入又一个摩崖石刻创作的高潮期。在内容上多为励志类以及先贤大德们对书院文化的溢美，表现出书院在功能以及教育地位上的蜕变。前期的题刻圈中多为洞主、知名学者，后期楔进了官员题刻的身影。这与书院的发展相吻合，也是书院文化发展脉络在白鹿洞书院摩崖石刻中所映照的。书院的办学历经私办、私办官助、私官共办、官办过程，办学的方式与教育手段常常与社会意识与文化的发展相向而行。名位“天下书院之首”的白鹿洞书院亦然如是。在白鹿洞书院摩崖石刻群中，则出现歌功倾向与颂德意识的刻石。“钦差镇守江西御用监太守董公让，捐己白金十斤，助学院买田养士之费”刻石的出现，有如金色的稻浪里几棵秕草“在其中”摇曳着。俗语有言：水至清则无鱼。事物的发展在其进程中，难免有些不合韵律的杂音，恰恰就是这些的存在，更加彰显事物本质上的高雅与纯粹。

　　入清后的白鹿洞书院，深受社会意识所左右，“白鹿洞书院精神之钙”——现实主义精神，慢慢地流失殆尽。从南宋到明朝前期，白鹿洞书院精神一直是朱熹所倡导的“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区别与“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的科举之学。有学者认为：无论朱熹、王阳明还是东林人，都抨击各种丑恶的社会现象，充满了高度关注现实的精神。清代书院的讲学，却背离了朱熹倡导的精神，沿着“学究”方向迅速滑跌下去。这与清代的文化政策不无关系。康乾盛世下的大清王朝外强中干，在文化上挥舞起“文字狱”大棒，学术思想也亦步亦趋地陷入了“考据学”的沉闷，极大地禁锢了思想者、学者以及教育者的创造力与创新意识。在白鹿洞书院教育体系中历久弥新的儒家思想，俨然是一幅日暮斜阳、荷锄而归的乡村风景。

　　在学术上提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胡适，1924年夏来到白鹿洞书院后，在他的游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话：

　　因为朱子重建白鹿洞书院，明定学规，遂成后世几百年讲学式的书院规模。到乾嘉以后，朴学之风已成，方才有一种新式的书院起来。

　　从他的文字里读出了书院教育理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传统文化、元典精神的研习成为逐字逐句的“寻根之旅”。书院的青春活力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派垂暮之象，老气横秋。乾嘉以后的白鹿洞书院门可罗雀，教育沉湎于科举之事，完全背离了书院教育的初衷。初心不在的白鹿洞书院，某种程度上可以以为，成为了应试教育的培训机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白鹿洞为学精神，在乾隆十年（1745），江西巡抚陈宏谟书院讲学《论语》时说：

　　诸生看《孟》、《论》之书，须就朱子《集注》、《章句》细玩其虚字实义，则道自然充足，神气自然吻合，不必穿凿，别求新奇，以自陷与异说也。

　　在这位主管一方教育的大员讲义里，已丝毫不见踪影了。光绪十年（1884）曾为宣统老师的陈宝琛，以江西提督学政身份奉命重修白鹿洞书院，在他的努力下，千年的白鹿洞书院闪现出最后一抹靓丽。宣统二年（1910），提学王同愈在白鹿洞书院开办江西高等林业学校，不久一栋西式洋房耸立在青砖黛瓦之间，标志着白鹿洞书院的古教育从此离开人们的视野。

　　在白鹿洞书院摩崖石刻上，则表达出对过去的追思与怀旧的情愫张扬。与之相照应的是刻于清代光绪十二年（1886），位于枕流桥堍石壁上的“小琅嬛”，这也是现存白鹿洞摩崖石刻群中时间最晚的题刻。

　　现存字径最大的摩崖石刻是位于贯道溪畔磐石之上，由南宋时期任南康军（今庐山市）签判，福建福州人陈绰摹刻的“文行忠信”四字，字径达120×113cm。现仅存“忠信”二字，“文行”，不得已在历史年轮里留下记忆的背影。历史常常给人假设与臆想。“文行”与“忠信”的无奈“离异”，是不是“文行”不行？还是只有“忠信”才信？

　　字径最小的是位于钓台处石壁上，题刻于嘉靖七年（1528），知府罗辂与同知马朋在白鹿洞书院校书的纪事题刻，字径仅4×4cm。

　　现存白鹿洞摩崖石刻群中，字数从两字到百字不等。其中用两个字来题刻的为最；三字或四字以上的多为名句箴言；纪事或诗歌等内容的题刻字数均未过百。现存字数最多的题刻是南宋嘉定元年（1208），由乡邑胡泳刻于枕流桥堍石壁上的《枕流亭志》，字数达百六十余字。

　　如果说明正德年间（1506—1521），由穆相题刻的“仰思”，彰显了馆阁体的真容，也是白鹿洞书院摩崖石刻群中，具有范本意蕴的题刻的线）出知南康军的陈宓，题刻于勘书台下的“圣泽之泉”与流芳桥侧石壁上的“流芳”，则是楷书的经典之作。陈宓源于欧体的书法艺术，在中国书法史上有“复斋体”之说，笔力刚劲洒脱、骨气劲峭，法度严谨，结体于平正中见险绝，于规矩中见飘逸。

　　在勘书台崖壁上，南宋庆元二年（1196）的无款纪事刻石，则是白鹿洞书院摩崖石刻群中隶书的代表作，作品有法帖之相，是一不可多得的书法艺术精品。同是题刻在这里，由明代嘉靖三十八年（1559），九江知府何迁的“闻泉”与清咸丰七年（1857）彭玉麟题刻枕流桥堍石壁间的“清泉漱玉”，是现存最为突出的两方草书作品。笔画跌宕自如、妩媚秀雅，结体俏丽、古趣雄健，呈大家之风。

　　在白鹿洞书院摩崖石刻群中，书法艺术的展现，绝不是浅尝辄止，书艺也难分伯仲。主要表现在以行书题刻的作品中，尤以朱熹“钓台”题刻为代表。朱熹现存于书院的五方题刻中，也是唯一用行书来表现的作品。笔画洒脱飘逸，结体敦厚雄健，呈现书法艺术大师风范。

　　篆书题刻虽为凤毛麟角，但题刻于枕流桥堍石壁上，由福州人林天骏在明代嘉靖二十八年（1549）与清代嘉庆二十一年（1816）任星子县教谕龚旭题刻的“白鹿洞”为代表，其中林天骏题刻彰显李斯小篆神采，而龚旭题刻笔意则充盈着汉简之韵，各有所长的书法表现形式，使白鹿洞摩崖石刻群充盈着绵绵古趣。

　　白鹿洞书院摩崖石刻群，文化为魂是她的生命，以元典精髓词句而成的刻石，弘扬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传承；文化领衔是她的力量，以国学雅韵为墨，写就千年书院代代相随的风采；文化为纛是她的魅力，以理学的渊博，引领时代求真务实步步前行。

　　当一个个文字落于石壁顽石间时，怦然化作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这文化的生命在山麓里，成为溪水的潺湲、碧潭的低呤、山峰的浅唱。然则，在与来者的互动中，变化的只是古往今来的樵径与建筑，沉淀下来的却是书院的气质与性格，成为人们烂熟于心的一部分，在时光飞逝中，她变得如同醇酿一样愈加醉人。IM电竞 IM电竞appIM电竞 IM电竞appIM电竞 IM电竞appIM电竞 IM电竞平台IM电竞 IM电竞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