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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千年守望:南朝陵前石刻的诉说(一、重塑的陵前石刻制度)IM电竞 IM电竞平台

2023-02-08 10: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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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电竞 电子竞技平台IM电竞 电子竞技平台IM电竞 电子竞技平台这次专为南朝石刻做的行程,从2023年1月12日开始,至18日结束。走访了南京、句容、丹阳一共27处与南朝陵前石刻相关的遗迹,同时还专程去了南京博物院与六朝博物馆,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南朝陵内遗物进行拍摄。

  刚到南京的时候,白天最高温度曾到过20度,结果14日开始就大降温,到了晚上更上开始下雪,结果15号白天最高温度就只直接到了冰点以下。虽然雪中访陵更有沧桑感,但这些石刻却都是在荒郊野外,雪后初晴,那地里就没法走,一下脚就三斤泥。再加上背着的各种拍照、拍摄的机械设备,真跟逃荒的一样。

  回来之后整理了一下相关拍摄的内容,然后就赶上过年,这几天将一些素材汇集了一下,将拍摄的视频及照片作了一些整理,先把这个系列《序言》视频做出来了,现在已经发布在B站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但后边的视频专辑内容就要等一等了,估计最快也要3月才能完成第一集。因为,毕竟遗迹走访只是我的个人爱好,这刚过年手头上就有工作要忙,为了养家糊口,所以要先挣钱。

  这个“千年守望”系列我会以两种形式来制作,一种是文字+图片稿,这样会介绍说明的更详细,内容也会更多的一些,会发布在我的“知乎”主页中;另一种就是“视频纪录片”形式,这部分则会在文稿全部发布完成之后再制作,这样相关的解说词与内容结构就会用起来更方便。所以,预计3月份才发视频稿估计还是快的。

  齐景帝修安陵陵寝在丹阳市意外发现,随后考古人员对其进行了抢救性挖掘。从此也拉开了建国后南朝考古的序幕。

  1968年8月、10月,江苏省文博部门又先后挖掘清理了新发现的丹阳胡桥吴家村、建山金家村两座南朝大墓,经考古考证,认为这是两座南齐佚名帝陵。

  至本世纪初,位于南京及镇江地区、并已确定墓主身份且无争议的南朝陵墓石刻共发现17处,它们是:

  因未有确切的证据,以及文献记载与专家对陵墓主人身份持有不同观点的陵墓石刻,共9处:

  在此期间,随着政权结构从东晋初期“王与马,共天下”的门阀政治中的出走,到宋齐梁陈重新树立皇权,原有自曹魏时期秉承的“简葬”风俗也开始在皇家陵寝中向醒目、奢侈、威严与等级森严过渡。

  那些分布于南京、丹阳周围的南朝帝王及贵族陵墓的石雕刻群,即是这一时期与表象的最佳代表。

  千年时间已逝,那些原本肃穆、巍峨的皇家陵寝及其陵上建筑都已基本毁灭殆尽。能够让今天的我们回忆并了解这一时期最为辉煌的美术遗存,便只余坐落在各陵上神道之中的那些华丽而雄伟的雕塑。

  所谓“南朝”,是指曾在今天南京地区,于公元420年~589年建立的(刘)宋、(萧)齐、(萧)梁、(南)陈四个政权朝代,它们与同时期在中国北方由鲜卑民族建立的(北、东、西)魏及其后的(北)周、(北)齐,共称为中国的“南北朝”时代。

  从西晋末年开始,由于晋室皇族的相互攻伐,导致从东汉时代开始迁入关中及中原地区的部分少数民族重新崛起,从而成为了北方之乱的起始。自上古时期即已经营、开发的中原地区也随即陷入了大规模的战乱与社会结构的破坏之中。

  至隋文帝平灭南陈,在这自东汉末年起400余年的大分裂历史中,江南地区随着大量北方人口迁入与经济的开发,虽也有部分战乱波及,但相对于北方的五胡十六国及其后的多次的大规模兼并、灭国战争而言,江南地区相对平稳与富足。

  秦汉时期盛行的宫殿、园囿、陵墓的仪卫性、纪念性雕刻,在东汉末年由于战乱,盗掘冢墓成风、冢墓多被毁坏。

  三国时期,鉴于上述原因和国力、人力的相对薄弱,墓葬制度由“崇奢”转为“崇简”。曹丕时期,不仅继承曹操制定的简化丧葬制度,同时还以法规的形式重新进行确认,为此还特将曹操墓上寝殿等陪葬物毁坏,以达到高层典范的作用。此后的曹魏及西晋政权都秉承这一制度。

  东晋王朝建都建康,丧葬习俗基本沿袭西晋实行薄葬制度,葬地选择背依山丘之地,一般在山体前高于地平面的位置设立墓穴、不起坟。从历史文献记载及后期考古发掘的结果来看,东晋诸帝陵仅有晋穆帝葬于幕府山南向的陵墓有起坟记录,但其坟丘依然较小。

  从东汉于220年灭亡直至422年南朝刘宋王朝建立,在这200年的时间里,魏晋时期实行“不封不树”的薄葬政策,帝王陵前是否设置石刻,目前仅有一些零星的文献记载,遗存的实物却极少发现。

  1960年11月18日,一位牧人在南京富贵山南麓,发现了一块因为雨水冲刷,而露出地面的小石碑,因其上方刻有文字,于是便被上报给了当时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

  石碣长1.25米同,宽0.3米,厚0.3米,出土时有铭刻的一面向北,竖立在距现在城墙15米、距地面深约1米左右的山麓处。在石碣下铺砖两层,砖上又垫以石灰。石碣刻写着“宋永初二年太岁辛酉十一月乙巳朔七日辛亥晋恭皇帝之玄宫”。

  结合文字上明确记录的“晋恭皇帝之玄宫”字样及出土地点,因此专家推断,这里有可能就是东晋末代亡国之君晋恭帝的冲平陵所在之地。

  而后,在1964年5月,考古人员又发现在近处有一段暴露而出的砖砌排水沟。根据这一发现,又于当年发现的石碣西北400米处,发现了一座东晋晚期的大型墓葬。因此,1964年10月至1965年1月,南京博物院至该地进行了发掘工作。

  这座墓葬依山势而建,凿山而筑,分墓室、甬道、封门墙、墓道和排水沟五部分。整体墓坑长35米,底宽6.85米,口宽7.5米,深4.3-7米。

  由于时代久远而且曾经被盗,墓地多处已经坍塌。在墓室中后部有一长3米、宽1.5米范围的红色漆皮残余痕迹,应是棺木所在,清理时发现有玉佩及各种饰物,当是死者身上所有。据此可以认定,此墓系单人葬。

  根据专家估计,此墓总计用砖约在4万块以上,开凿石方1400立方米,加上制砖、营造等各项工程,至少需要四千工以上。以其整个结构的完整性,以及开凿岩石工程的浩大程度来看,只有当时最高统治阶级才能做到。

  虽然在大墓东南400米处发现过晋恭帝冲平陵的石碣,但据史书记载,富贵山南麓是东晋皇家陵园所在地,康帝、简文帝、孝武帝、安帝及恭帝共五位东晋皇帝曾安葬于此。

  根据考古推断,原有史书上所记的元、明、成、哀四帝陵虽记为鸡鸣山(今之北极阁)。但其在六朝时处于晋建康都城内,如果其南麓为四陵葬地,则极近晋宫城(南朝称台城)北门。整个北极阁南麓直径不过300米,不仅地域狭小,而且也并未发现大型墓葬和文物。同时,按一般葬地规律,尚未见帝陵建在都城之内,而且极近宫城的案例。所以鸡鸣山为晋四陵所在之地的可能性较小。

  而富贵山在晋时正处于都城之外、钟山之阳,选为陵地比较合理。因此,东晋十一陵,极有可能九陵均在富贵山一带。所以,这座于1965年发掘的大墓,极为可能为王陵,但因其距发现的石碣有400米之远,同时在墓中也未发现相关文字纪录,所以为晋恭帝冲平陵的可能性较小。也有学者认为可能是晋安帝司马德宗的“休平陵”,IM电竞 IM电竞app并推测“冲平陵”已毁于明初城墙建设。

  但根据石碣的文字记载及出土时垫砖情况,可以证明其应是在陵前神道的位置。因此,如果确认为陵前开辟有神道,一般来讲,还应有与之相应的建筑设置。虽然至今没有发现东晋陵前有石刻痕迹,但是,神道建于刘宋永初二年的确定,说明刘宋初年,已经恢复自东汉末期终结的上陵礼制。

  目前的考古发掘及研究资料上显示,遗存至今天的南朝刘宋帝陵石刻,主要为遗存于南京麒麟镇麒麟铺宋武帝刘裕初宁陵的两尊石兽。

  南朝刘宋帝陵前设置石兽,与南朝丧葬礼俗和陵墓规划建制的变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南朝刘宋帝王陵寝,是南朝恢复陵墓建制的初期阶段。

  随着刘裕代晋称帝,皇权政治重新夺回了东晋时期门阀大姓窃取的权力,皇帝开始树立权威,逐渐驾驭士族。虽然此时的高门士族纵然还有很大的政治、经济优势,但却已然无法媲美东晋之时那种凌驾皇权的可能。

  在这一时期,由于皇权的崛起,皇家陵寝制度也形成了较大的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便是皇帝陵墓普遍起坟。并且,开始在陵前平地开设神道,布置有一对石兽麒麟或辟邪,以及一对石柱和石碑的皇陵规制。

  宋武帝刘裕是南朝第一位皇帝,自公元420年开国,至宋顺帝479年禅位于齐高帝萧道成,期间共历59年、10位皇帝。历史文献记载中,除了宋少帝刘义符和顺帝刘準葬地无明确地点外,其余六陵,历史上均有记载,但所记资料并不完全相同。

  根据史书记载,刘宋帝陵的布局主要分布在建康(今南京)城东、城南、城北三大陵区。这种选址方式,打破了传统昭穆制度的束缚。

  三大陵区跨城相距约数公里,墓葬距城的方位也不一致,由此可以看出,南朝刘宋时期,实际上已经形成较为灵活的选址意识。选择葬地基本按照自然环境和山水的实际走向确定墓葬的位置。

  根据唐代许嵩编撰的六朝史料集《建康实录》卷十一也的记载,宋武帝刘裕:“葬丹阳建康县蒋山初宁陵,在县东北二十里,周围三十五步,高一丈四尺。”以此推测,宋武帝陵上应有高耸的封土陵丘。

  而在《宋书.五行志》则记录:“宋文帝元嘉十四年,震初宁陵口标,四破至地。宋孝武帝大明七年,风吹初宁陵隧口左标折”。《建康实录》中也有述“宋孝武帝大明七年四月,大风折初宁陵华表。”

  这说明,宋武帝初宁陵在继承东晋陵寝玄宫建制的基础上,不仅重设了高大的封土地标,又出现了重新恢复汉制地表建筑的初端。

  今天的初宁陵石刻,即坐落在这条名为“其东线”的公路两侧铁皮棚下,在经历了1500余年的风雨后,除了留有当年记载初宁陵前设立的石兽,其它诸如神道柱(华表)等遗物,现在均已不在了。:

  南朝时期的帝王陵虽然较之东汉时期墓前神道石刻的数量有一定的缩减,但是,从初宁陵石刻高大的造型体量这一点推测,南朝陵墓恢复神道石刻,应当具有相当的规模。

  首先是东晋时期逐渐恢复上陵礼仪,虽然规模不大,但是自汉末衰弱的丧葬礼俗,已有明显的回暖。“上陵礼”的恢复,必然导致提升谒拜的隆重仪式和烘托主题氛围的场面,而神道石刻是最能达到烘托神圣氛围的功效。

  相对于北朝的政权更迭和连年的战乱,偏安一方的南朝,在经历了东吴和东晋王朝百余年时间的积累,经济得到较大的发展,具备了一定从事陵前大规模建设的能力。

  东晋南移之始,政权主要依靠以南移的北方世族为支柱,皇帝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最高政治权利。东晋末年,掌握实权的刘裕,开始对东晋王朝的弊政实施改革,逐渐将东晋门阀政治演变成为皇权政治,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重新确立起来。

  刘裕从一个砍柴夫,从社会的最底层,经过艰苦奋斗和超人的胆识,逐渐成为开国皇帝。按照传统的丧葬观念,刘裕从砍柴夫坐到皇帝,自然希望有一个展示“奇迹”、彪炳功绩并留之子孙纪念的标志,而陵寝的设计和建造,无疑是最能实现这一愿望的理想世界。

  因此,刘裕个人的意志和力量,应当也是促使陵前重新设置神道石刻的一个重要因素。

  今天我们到访初宁陵所看到的两座石兽的位置在1956年9月曾加整修。天禄原来倒在水塘边,胸、腹部剥蚀严重,缺四肢,股残尾断。麒麟原立于民房墙角,顶颚残缺,腰四肢均有裂纹,部分陷在土中。

  整修时,将天禄向左前方迁23.4米,因其四肢均残,添做四个石墩,将天禄放置在上面。西边的麒麟向西动2.63米,IM电竞 IM电竞app再向后移2.23米。因它的体形太大(重约12.5吨),仅一条腿完整,三条腿断裂,为减轻腿部的负重,做了一个活动石墩,垫在了石兽的腹下。

  1935年,解放前著名的史学家朱希祖与其子朱偰,对南京及周边城市的六朝时期王陵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和测量。并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解读,对每一位王陵做了详尽的概述。并于1936年合著出版了《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一书。

  在其中初宁陵一篇中,朱希祖先生在1935年调查测量时的尺寸,两石兽原始位置相距55米。

  因石刻应当放置于神道两侧,如果1935年之时的石兽未曾被移动过,那么可以推测初宁陵的神道之宽应不低于40米,可见当时的神道及其石刻应非常壮观。

  在东汉之后近二百年期间,不再出现墓前神道石刻的情况下,刘裕重开陵前石刻的壮举,成为中国古代陵墓石刻建制的一个重要转折。可以说,他为此后历代帝陵建制和发展开启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公元479年,刘宋大将萧道成强迫宋顺帝禅位,并登基称帝。萧氏,这个来自于今天的丹阳、晋时古称南兰陵的家族,创造了随后的的齐梁两朝。

  萧齐帝王陵墓大多安葬在丹阳,主要分布于丹阳市东北的水经山周围。不同于前朝的刘宋,齐帝王陵墓聚族而葬成为了显著标识。齐帝陵陵寝的规划,按照水经山南北山形的走向,均以自然弯曲的山体作为天然依托,山湾基本朝南,湾前有较为开阔的地面,形成避风朝阳的自然宝地。

  这种依具体山势地形而建的陵寝规制,从萧齐之后成为南朝时期墓葬形制的重要特征。

  萧衍代齐后,萧梁时期的陵寝墓葬形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墓葬形式出现了新的面貌。

  萧梁时代,在葬地区域上将皇陵与宗亲墓进行了划分:以皇陵为主体的陵区分布在丹阳;以王侯为主体的墓葬群,分布在南京一带。

  梁帝陵主要分布在丹阳市荆林三城巷,水经山之南的旷野上,自南向北依次排开四座南朝帝陵。

  南面第一座现在命名为齐明帝萧鸾的兴安陵,目前学术界还存在不同看法,认为其最大可能应是萧梁追尊的帝陵,但是其它三座帝陵的帝王身份基本较为明确,依次排列为梁文帝建陵、梁武帝修陵和梁简文帝庄陵。

  总的来讲,梁帝陵进一步遵循聚族而葬的礼俗,并且从梁文帝建陵开始,就已经将聚族而葬的设计理念融入规划建设之中。

  梁帝陵的陵寝规划,并没有如齐帝陵依山而建的模式,而是在较为开阔的旷野上,面向东方依次排开。如果说齐帝陵依山而建的选择葬地理念,是灵活、顺其自然的风水丧葬观念的完美体现,那么梁帝陵依次排开的陵寝规划,达到的却是帝陵陵园整体规模和气势的完整体现。规整而有序的排列,显示出统一、规范强烈与不可一世的尊贵风范。

  从目前的考古发掘中显示,梁宗室王侯墓葬大多在南京栖霞山一带,由于梁武帝在位时间较长,其皇室宗亲形成较大规模的墓葬群。

  南京附近同时还有一部分无从考究的失名墓,但墓地均在南京周围,这些墓葬遗存,从风格上分析,与梁王侯墓石刻造型有共同之处,但因墓葬位置无考且石刻未记录墓主名称,因此,现在暂以“失名墓”来命名。

  梁武帝萧衍在执政期间,与其家族之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这些萧氏王侯不仅生前得到萧衍的重用,在他们死后也由皇室及朝庭兴建了极具规模的陵墓。

  同时,根据现已确认萧梁时期的石刻墓主,他们在史书上显示,这些王侯的丧葬时间,大部分都在公元518—529年之间。这一时期,正直梁武帝执政的辉煌时期,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得到发展。而这些皇亲国戚的权势同样也在此时达到鼎盛。因此,虽然丧葬礼俗对王侯墓葬形制有一定的制约,但是,王侯墓地的建设,在礼制制约限定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发挥了陵寝建设的规模和石刻雕制的技术。

  梁代王侯墓葬规模,以其家族聚葬规模之大、雕刻之多、制作之精美,在中国历代陵墓石刻的历史遗存中,占据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相对于南朝齐梁时期的墓葬建制和规模,南朝陈帝王陵区分布相对比较分散,五座帝陵中陈后主墓地建于洛阳、废帝陈伯宗葬地不明。其余三位皇帝在南京周围分处三个陵区,而且距城方位均不相同:

  如果按照当前确认的陈帝陵选址方位来看,陈帝陵选址已不再具备齐梁帝陵聚族而葬的明显特征。各个帝陵相距亦较远,方位也不同。

  从这一现象中可以看到陈帝王与齐梁帝王陵寝建制的不同,陈帝陵与齐梁帝王陵寝相比较,没有显现出陵寝建设规制的主导意识,聚族而葬的愿望似乎不够明确。这里可能有其社会背景的种种因素和南陈帝王个人的主观意识等原因。

  南陈五位帝王执掌朝政仅有33年,虽然陈朝建立初期,采取一系列促进农业生产的措施、社会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但整体实力已不可能恢复到齐梁时期的情景。当时北朝已逐步统一,势力范围更加扩大,整体上讲,陈朝已处于逐渐萎缩的状况。

  然而作为陈武帝、陈文帝个人陵寝的选址状况来看,(如果确定其为目前的位置)对于风水及环境的依托,仍然是显而易见的,体现出相当高的风水学观念。可能这也是选择葬地时风水学观念占据上风,而导致聚族而葬的传统习俗不占主导地位的一个原因。

  随着589年隋朝的大军进入建康,自此,中国经历了近400年的大分裂时代结束了。虽然统治者来自北方,但在随后的时期中,大量原属于南朝的人才步入隋唐王朝,随之原本南朝的各种文化表现也融入了大一统的王朝之中。

  南朝陵墓雕刻独特的造型风格在中国美术史乃至世界美术史中,可谓独树一帜。其典型的S形造型样式、富丽的装饰纹样,已成为南朝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象征。它所代表的皇陵墓葬文化与规制也影响了中国后期的千年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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