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电竞 IM电竞平台IM电竞 IM电竞平台IM电竞 IM电竞平台内容摘要：石刻、拓本、典籍是石刻文献的三种存在形态，有各自不同的物质存在形式，吸引不同的阅读主体，形成不同的阅读模式。面对石刻实物，融入时空情境，是石刻现场阅读的特色。现场读碑，以抄写进行传播利用，以题刻表达读后之感，促成石刻文本之生长。访碑过程既是一种读碑过程，往往也是读者心灵成长与学术成熟的过程。石刻场所的移动，造成阅读现场有第一现场与第二现场之别。特定的现场情境，激发读者与古刻、古人乃至古迹遗址的情感联系，完成了情境的拓展。

　　在阅读者面前，石刻文献不仅是源源不断的文字内容提供者，也是新颖多样的图像形式提供者。它弥补了其他文献形式之不足，提供了广阔的阅读空间。简而言之，石刻文献主要有石刻、拓本、书籍等三种存在形态。这三种形态以各自不同的物质存在形式，吸引不同的阅读主体，形成不同的阅读模式。不同的阅读模式，具体表现为不同的实物对象、场域空间和方式情境。阅读的实物对象，有石刻、IM电竞 IM电竞app拓本和书籍之别；阅读的场域空间，有实地访碑、户外展挂和室内摊卷之别；阅读的方式情境，则有摩挲、辨读、抄录、拓印、吟咏、考证、编纂等多种。石刻文献阅读所特有的实物对象、场域空间和方式情境，丰富了中国古典文献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也丰富了中国文化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在中国古代文士的成长历程中，石刻文献阅读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他们的人生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阅读主体与阅读客体之间的互动及其相互成全，在石刻文献阅读中表现得尤其突出，格外引人注目。

　　由于篇幅的关系，本文只集中讨论古人对于石刻的阅读，至于拓本和石刻典籍的阅读，则需另文讨论。

　　石刻文献的阅读史，与石刻文献的生产、使用与传播都是密切关联的。从某种角度甚至可以说，石刻文献的阅读史，就是石刻文献生产史、使用史和传播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秦始皇东巡刻石，是见载于典籍并且较早被人阅读的石刻。它在西汉最重要的读者是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司马迁不仅详细地记录了秦始皇在泰山、峄山、琅琊台、之罘、东观、碣石、会稽等地刻碑立石的经过，而且抄录了除峄山刻石以外的六篇秦刻石文字[1]。这六篇文字都属于四言诗体，皆出自李斯之手。秦始皇以及当年随从秦始皇东巡的李斯等从臣，是这些石刻的第一批现场读者。秦二世及其从臣是第二批来到现场的读者，他们还在原刻上留下了阅读的痕迹。秦二世元年春，“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IM电竞 电子竞技平台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2]。因为秦始皇在东巡诸刻中自称“皇帝”，秦二世为了使后人能够区别秦始皇旧刻与自己的新刻，IM电竞 IM电竞app下令在新刻诏书中称秦始皇为“始皇帝”[3]。在阅读秦始皇刻石之后，二世在原石之旁添刻一段文字，今昔两种不同的文本透过共同的石刻媒介联结起来，新的文本在旧的文本基础上衍生。在这个情境中，秦始皇石刻不仅吸引了后来人的阅读，而且催生了与其直接相关的衍生文本。

　　与此类似的文本衍生现象，后代屡见不鲜。那些最吸引读者阅读的石刻，往往也就是衍生力最强的石刻。从内容上说，这些衍生文本大多为读后感，这些读后感又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原石题字的形式出现，有些被叶昌炽称为“妄人题字”[4]，有的则如题跋，例如云南“二爨碑”被发现之后，阮元、邓尔恒分别在碑石上加刻了一段题跋[5]，其形式内容与拓本题跋颇为类似。实质上，在这种情境中，题跋者是将石刻视同拓本，将石面视同纸面。另一类是以诗赋的形式出现。比如，湖南永州浯溪摩崖石刻中，最早有中唐大历年间的元结诸铭以及元结撰、颜真卿书《大唐中兴颂》，继而衍生出宋景祐五年（1038）陈统《读元颜二公中兴颂碑》，IM电竞 IM电竞app宋崇宁三年（1104）黄庭坚《中兴颂诗引》，宣和间（1119-1125）张耒《读中兴碑》，元后至元二年（1336）姚绂《历九疑下泷江游澹岩寺读浯溪碑》，清嘉庆十九年（1814）王显文《游浯溪读元次山诸铭书后》，光绪十九年（1893）吴大澂《雨中游浯溪读〈中兴颂〉次山谷诗韵》，等等，不胜枚举[6]。上述例举诸刻石皆聚集于浯溪摩崖之上，而且由其题目可知，皆是作者读元次山铭刻有感而发。实质上，在这种情境中，题跋者是将石刻视同纸本诗文的。由此可见，石刻的现场阅读，既是一种石刻的观赏方式，也是石刻文献的衍生方式。置身石刻现场，读者的情思受到感发，相应的文本因而衍生。

　　在秦始皇东巡刻石的阅读史上，司马迁这个读者不是最早的，却是最有创意、最为重要的一位，他留下的烙印也是最为深刻的。他在《史记·秦始皇本纪》所抄录的，与其说是依据石刻原本而保存的文献，不如说是经过其阅读消化之后，根据自己的理解，按照《史记》整体文风融合统一的需求而加以修改的文本。司马迁对刻辞中一些较为古奥的字词所做的简易化处理，如改“”为“巡”、“陲”为“垂”、“卅”为“三十”等，不仅变难为易，而且使原刻整齐划一的四言句式有了参差和变形[7]。这是一种古为今用的阐释性的阅读，从另一角度来说，司马迁对其阅读的石刻所作的改写，是以另一种形式写就的读后感。

　　司马迁据以抄录的秦始皇刻石文字，是从何而来的呢？换句话说，司马迁是在何时何地读到、抄到这些石刻文字的呢？推断起来，无非如下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他是从当时的国家图书馆或公文档案中读到这些文献。从理论上说，西汉天禄石渠之阁有可能藏有此类文献，可以为司马迁提供查阅的方便。但是，这一可能性缺乏相应的文献佐证，只是推测而已。另一种可能，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曾自言，“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8]。也就是说，司马迁曾到访过秦始皇刻石之地，实地考察这些石刻，他完全有可能现场阅读，并将其全文抄录使用。

　　细读《史记·秦始皇本纪》，可以发现有关司马迁阅读秦始皇刻石时所处空间环境的一条佐证材料。秦始皇东巡刻石文辞皆以36句成篇[9]，而《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所录碣石刻辞只有27句，因为“上脱九句”，故致文意不完[10]。众所周知，在秦始皇东巡诸刻中，碣石山刻石比较特殊，它是摩崖刻石，而不是碑碣。摩崖刻石虽然有“托体同山阿”、便于展示宏伟壮观之美的优势[11]，但也有易为杂草尘土所遮蔽、为风雨所侵蚀的缺点。司马迁没有抄录碣石山刻辞前九句，并不是有意删略这九句，而是因为在原摩崖刻石上这九句已被杂草掩埋或为风雨侵蚀，无法辨识，不得不阙略。倘若是在天禄石渠阁查阅简册，便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此，被后人树立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榜样的司马迁，他的“万里路”之中其实包含有访碑之旅。如果我们称秦始皇刻石为秦碑，那么，司马迁就是秦碑最早的读者和访客之一。总之，访碑应该被确认为最早的一种读碑方式，司马迁作为访碑开创者的身份有待被确认，他的访碑之旅的文化意义也尚未得到充分的认识。

　　两汉时代，交通不便，千里访碑，道途艰难，考虑到这一点，司马迁访碑的不平凡意义应可进一步突显。即使到了东汉时代，这样的访碑之旅也是相当稀罕而值得珍视的。晚于司马迁近200年的东汉学者许慎，在其《说文解字叙》中写道：“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说文解字》三下“及”“攸”二字、十二下“也”字，都引秦始皇刻石的小篆字形为证[12]。由此可见，许慎不仅重视鼎彝上的铭文，也重视秦始皇刻石的文字。《说文解字》中征引的秦始皇刻石字形，极有可能源自许慎的访碑之旅。如果此说可以成立，那么也就可以说，访碑既是许慎人生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学术成长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换个角度来看，对于司马迁（也许还有许慎）这样的学者而言，访碑丰富了他们的阅读经历，拓宽了他们的文献视野，促成了他们传奇般的学术成长。显然，这一现象对于后代学者颇有启示意义，因此，踵之而起的后代访碑/读碑者络绎不绝。东汉末年的蔡邕，三国时的曹操、杨修，都是青史留名的较早的访碑者。他们的访碑经历也各有特点。据《世说新语·捷悟》载：

　　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臼”八字。魏武谓修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别记所知。修曰：“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臼，受辛也，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魏武亦记之，与修同，乃叹曰：“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

　　这是一段曹操与杨修二人读碑的故事，也是一段同碑共读的故事。这个故事看似情节曲折，娓娓动听，却是没有凭据的，它的目的只在于借用这一读碑故事，突出曹操与杨修的才智对比，塑造曹、杨二人的性格与形象。在经历这次阅读事件之后，曹操和杨修的形象更加丰满了。

　　这段读碑故事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那就是曹、杨二人既读了《曹娥碑》，又读了碑上所题“黄绢幼妇，外孙臼”八字，而后者才是整段故事的叙述重点。据《世说新语》此条刘孝标注云：

　　按曹娥碑在会稽中，而魏武、杨修未尝过江也。《异苑》曰：“陈留蔡邕避难过吴，读碑文，以为诗人之作，无诡妄也。因刻石旁作八字。魏武见而不能了，以问群寮，莫有解者。有妇人浣于汾渚，曰：‘第四车解。’既而，祢正平也。衡即以离合义解之。或谓此妇人即娥灵也。”[13]

　　不仅南朝刘孝标认为“魏武、杨修未尝过江”，今人余嘉锡也认为，“蔡邕题字，实有其事，见《后汉书》注引《会稽典录》。至于杨修、祢衡之事，则皆妄也”[14]。换句话说，曹、杨读碑之事子虚乌有，而蔡邕读碑才是“实有其事”。蔡邕在碑上留下的八字题辞，既记录了他的阅读感受，更通过刻石使他的读书笔记垂之后代，成为后来读者的阅读对象。从某种角度来说，这八字题辞已经成为《曹娥碑》的附文本或副文本[15]。值得注意的是，“黄绢幼妇，外孙臼”采取四言韵文的形式，“妇”“臼”谐韵，与汉代碑铭文常见的四言韵文形式如出一辙，正、副文本之间衔接自然而紧密。蔡邕通过题辞的方式，使自己的阅读活动参预了石刻文献文本的再生产。在这个意义上，蔡邕的题辞与司马迁的改写是殊途同归的。此事也使蔡邕完成了从阅读者到被阅读者的身份转变。

　　自东汉以降，碑刻成为树立在中国大地原野之上的文化景观[16]，同时也是一种公开展示的文本。由于碑文撰书多出自蔡邕之类的一时名家之手，行经碑刻现场的即兴式阅读或专程前去访碑的目的性阅读，在史传记载中屡见不鲜。在《后汉书·祢衡传》中，黄祖长子黄射与祢衡二人交好，经常同游，曾“共读蔡邕所作碑文”：

　　祖长子射为章陵太守，尤善于衡。尝与衡俱游，共读IM电竞 电子竞技平台蔡邕所作碑文，射爱其辞，还恨不缮写。衡曰：“吾虽一览，犹能识之，唯其中石缺二字为不明耳。”因书出之，射驰使写碑还校，如衡所书，莫不叹伏。[17]

　　这同样是一段结伴读碑的故事。故事中的主角为谁，故事真假与否，并不是最重要的。事实上，在另外一段历史记载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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