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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荐书 ∣《中古文献考论——以敦煌和宋代为重心》出版IM电竞 电子竞技平台
IM电竞 电子竞技平台IM电竞 电子竞技平台李伟国(1948—),出版人,历史和古文献学者。历任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曾两次随团、三次带队到苏联(俄罗斯)、法国谈判、编辑出版敦煌文献,确定重大古籍整理选题《全宋文》,主持前期编辑出版工作。主攻古典文献学,研究方向主要在宋史和敦煌学两方面,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整理出版古籍二十余种,六百余万字,出版专著《敦煌话语》《宋代财政和文献考论》。完成“全宋石刻文献(墓志铭之部)”“跨文本金字塔知库体系架构的研究”“全宋文专题数据库”“宋文遗录搜集整理与研究”“宋代墓志铭数据库(含初编和续编)”等上海市和国家级项目。
本书为李伟国先生多年来撰写、发表的论文及文章合集,共分为四大部分,包括“敦煌·西域”“墓志·石刻”“宋史·宋文”及“文献·整理”。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李伟国先生在宋史研究和敦煌研究等方面的学术成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李伟国先生大著《中古文献考论——以敦煌和宋代为重心》出版在即,8月29日一早打来电话,嘱我写几段话。对于这一托咐,当时我颇感意外。
我与伟国先生接触不算很多,但我对他在学术研究上的造诣、在学术出版界的成就、对史籍数字化的重大贡献都有所了解。对我来说,他是史籍文献研究、敦煌学研究、宋史研究的前行者,是学术型专家型的出版人,我也一直称他为“李老师”——在我心中,“老师”一词不仅是个客气的称谓而已。
伟国先生是“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首次听说他的大名,印象中是在1981年,当时我们78级还在读大学本科。先父邓广铭曾经应邀到上海出席程应鏐先生主持的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回京后很称赞裴汝诚老师指导的李伟国,我们听后都感到钦佩羡慕。他硕士毕业后,即入职上海古籍出版社,从此开始了他作为出版人的职业生涯。
巧的是,今年8月29日这天,正好是北京大学“博学于文,行己有耻——邓广铭诞辰115周年学术纪念展开幕式暨邓广铭手稿资料捐赠仪式”举行的日子。最近我和学生在收集先父书信,准备编入《邓广铭全集》;同时也收拾先父遗稿,捐赠给北京大学档案馆,留作后人研究之用。翻检中看到伟国先生1980、1990年代的先后10封信札。1985年6月29日来函中,说道:
近日我对自己今后的道路怎么走的问题考虑很多,学习更多的知识,在宋史学术方面作出一点实绩,仍是“第一志愿”。但只要在出版社一天,就要为学术界做好事一天,也是我的信念。
我社虽然步履维艰,学术著作还是要坚持出,不要给学术界泼冷水。(11月5日)
由于(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价格昂贵,仍有大批高校(包括所属系、所)、科研机构、出版机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等无力购置。即使是已经购藏的单位,也往往视为贵重书,轻易不能出借。为了进一步满足学术文化界的需要,我社决定从明年起重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2月16日)
倏忽三四十年过去,如今读到这些文字,我心中不禁涌起满满的感动。这些朴素无华的文字,体现出一位学术型出版人内心的境界,也体现出上海古籍出版社始终坚守的理念。伟国先生在出版界做出的奉献、获得的荣誉我无法逐一细数,但我深知,优秀出版人对于学术发展的贡献,绝不亚于高校教师或是社科单位的研究人员;而只有热诚于学问的出版人,才能真正理解学者,才会真正不惜心血气力,支持并且导引学术的发展。
2002年,为出版《唐宋女性与社会》一书,我受北大同事委托,去上海辞书出版社送校样。当时身为该社社长的伟国先生,刚刚写就有关朱熹《名臣言行录》八百年历史公案的文章,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听到他详加析论、有理有据的一席话,我不禁想到,他本身即是优秀学者,却甘于长期“为他人做嫁衣”,这种精神实在值得钦佩。有他这样的学术出版家,学术方向、学术质量才能真正得到保证。
伟国先生治文献出身,学术根基深厚,著述一向内容丰赡,观察敏锐,辨析质证,新见迭出,其价值往往超越文献本身。他多年深耕于敦煌学和宋史,这部《中古文献考论》中的四个部类:“敦煌·西域”“墓志·石刻”“宋史·宋文”“文献·整理”,大体聚焦于敦煌文献和宋代资料。46篇文章,有考有论;钩沉索隐,条分缕析,考订凿实,立论缜密。
学人经常引述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中)》的说法:“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田余庆先生在回顾当年《光明日报·史学》版的编辑原则时,曾经说道:
邓先生说,有史有论才是上乘之作,要细心对待;其次是有史无论,这种稿子有些有用,其中有些可能还有大用;再次是有论无史,其中不少是不花本钱的空洞文章,最不足取。史,是考索之功;论,是独断之学。有史有论,就是指在考索之功基础上获致创见的文章,这才是史学成就的主要方面。(田余庆《邓师周年祭》)
先父邓广铭对于学术、学人的评价绝不敷衍苟且,在他1993年写给伟国的一封信中,称赞道:
许多年来我读过你的许多文章,所积淀的一个总的印象是:取材全极广博,论断全甚精审,故深为钦佩。(4月22日)
研究生毕业以后,给我以最大影响的,则是北京大学的邓广铭教授,我研究宋史的文章大多得到过他的指点。从1980年到1998年,我几乎每年都要拜见他两次,聆听教诲,我没有机会做他的学生,但他是我最崇敬的老师。【1】
他也曾惋惜地说,“可惜我再也得不到如邓先生这样的大师的指点了”【2】。恳切简短的几句话,发自肺腑,读来令人热泪盈眶。
自文献出发的历史研究,不仅是伟国先生的学业、事业所在,也是他数十年执著坚持的志业。他不仅长期致力于搜集、整理、研究敦煌文献、石刻墓志等新的历史材料,也长期致力于以各种方式将这些资料宝库公之于众,让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得以从中寻求素材,从而为文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些立于学术前沿的不懈努力,必将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整体性实质性的进展。
藉此机会,向李伟国先生表达我和千百学人的敬意,也祝贺《中古文献考论——以敦煌和宋代为重心》一书的出版!
【1】谢宝耿:《钟情敦煌学和宋史:学者型的出版人——李伟国编审访谈》,见《史家是怎样炼成的:谢宝耿学者访谈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
【2】李伟国:《邓广铭先生与宋代文献的出版——兼记邓先生奖掖后进二三事》,载《宋代财政和文献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88页。
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史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贡献应当写上浓重的一笔,而几位主其事者中间的一位核心人物,就是本书的作者李伟国先生。
敦煌文献的公布一直是敦煌学研究的强大动力。在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公布了所藏敦煌文献主体的缩微胶卷以后,学术界最希望看到的是苏联列宁格勒所藏的敦煌文献。除了苏联学者陆续发表的材料外,只有极少数学者以“挖宝式”的方法,获得一些有价值的文书来作为自己的研究素材。让学界赞叹不已的是,从1989年开始,上海古籍出版社借助上海市与列宁格勒市的友好城市关系,敲开了苏联(很快成为俄罗斯)的敦煌宝库的大门。在出版社领导的总体谋划下,在李伟国先生的率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工作小组,数次前往列宁格勒(后来变成圣彼得堡),经过与俄方的艰苦谈判,最终获准拍照,并按编号顺序,将全部俄藏敦煌汉文文书的图版予以刊布。其中既有俄国学者研究发表的写卷,也有大量从来没有人触及过的文书;其中既有敦煌的写本,也有吐鲁番、和田、黑城等地出土而混入敦煌编号的文献,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宝藏。从1992年到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合编而成《俄藏敦煌文献》17大册,影印刊布了Ф.1-366号和Дх.1-19092号的全部图版,为敦煌学,乃至吐鲁番、于阗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全新的材料,极大地推动了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
《俄藏敦煌文献》的编印,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个更为庞大的计划的一部分,这就是李伟国先生在本书所收《〈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编辑构想》中讲述的《集成》。此后,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刊布了与上海博物馆合编的《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2册(1993年),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合编的《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2册(1995年),与法国国家图书馆合编的《法藏敦煌西域文献》34册(1995—2005年),与天津艺术博物馆合编的《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7册(1997-1998年),与上海图书馆合编的《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4册(1999年)。其中都有着李伟国先生的贡献,而收入本书的一些篇章,也是这项伟大工程的详细记录。
伟国先生治宋史出身,后来长期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熟悉中国传统典籍文献,故此在接触敦煌文献后,在从事编辑出版的同时,也能够上手从事研究。这点难能可贵,收入本书的有关敦煌本《玉篇》《文选》《刘子》诸篇,就是绝好的证明。
由于具有良好的文献学功底和宋史研究的学术训练,李伟国先生在离开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敦煌文献项目之后,很快回到自己的宋史和宋代文献研究的本行,尤其关注前人较少措意的宋代石刻材料的收集和整理。从2008年以来,他不断推出有关宋史和宋代文献的研究成果,甚至在退休之后,仍乐此不疲,这就是收入本书中的更大篇幅的文字。听说最近他完成了三百万字的《宋文遗录》,出版有期。
我与伟国先生以敦煌结缘,对他的敦煌学事业多有知闻,对他的宋史研究也略知一二。此书付梓之际,伟国先生命我作序。以年辈论,故当推辞,但于学于谊,又不敢推诿。今勉力为之,从敦煌学学术史脉络,略述伟国先生对敦煌学之贡献,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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