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电竞 IM电竞appIM电竞 IM电竞app中国古代的石刻是一个相当丰富的文化宝藏。它的品种繁多、数量浩大,分布范围更是十分广泛。几乎可以说自先秦以来，无石不刻，无地不刻。石刻作为一种重要的记录和传播途径，在信息记录匮乏的年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帝王还是老百姓，都以此作为一种媒介。

　　自曹魏禁碑起，历二晋南朝，碑刻极少，了解这一阶段南方的书法样式，多从传世手札着手，因纸寿千年，至今已极为少见。而北方地区由于碑刻较多，书法通过刻石而保存，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遗存，这一阶段，尤其是北魏时期，刻石书法发展迅速，势如破竹。

　　造像艺术是书法艺术史的一个宝藏，这些碑刻不仅记录了发愿人造像的动机、目的、还为石窟考古分期断代提供了依据。无名的工匠所凿刻出来的文字，被后人称之为“民间书法”具有许多人一直在追求的古朴稚拙的气息。

　　目前学术界普遍公认的是，石造像的收藏与研究起于清代乾嘉时期金石学复兴之际。生活在乾隆年间的经学家、金石学家毕沅对其所见单体石造像逐躯进行著述，此人对专题著录石造像具有开创之功.

　　乾隆以后，单体石造像不仅为一些人所倾心收藏，而且已成为金石学家鉴赏的对象。乾嘉时学者王昶以五十年之力编《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在该书中就著录了大量的石造像，其中尤以造像碑为多，并附《北朝造像诸碑总记》，对北朝石造像的雕凿情况及特点做了分析。在谈到石佛造像的兴盛与社会历史的关系时，王昶在该书卷三十九中精辟地指出：“盖自典午之初，中原板荡，继分十六国，沿及南北朝齐周隋，以适唐初。稍见平定，旋经天宝安史之乱，干戈扰攘民生，其间荡析离居，迄无宁宇，几有尚寐无讹不如无生之叹。而释氏以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上升兜率天宫说诱之，故愚夫愚妇相率造像，以冀佛佑。百余年来，浸威风俗。释氏谓弥陀为西方教主，观音、势至又能率念佛人归于净土，而释迦先说此经弥勒则当来次补佛处，故造像率不外此。”

　　南北朝的造像不仅给我们展示了古代造像的精美，还带来了一种重要的书体——魏碑。魏碑是我国南北朝时期（公元420-588年）北朝文字刻石的通称，以北魏为最精，大体可分为碑刻、墓志、造像题记和摩崖刻石四种。此时书法是一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过渡性书法体系，钟致帅称魏碑“上可窥汉秦旧范，下能察隋唐习风。”魏碑书法对后来的隋和唐楷书体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历代书家在创新变革中也多从其中汲取有益的精髓。

　　清末民初的著作《关中石刻文字存逸考》、《山右石刻丛编》、《山左仿碑录》、《关中石刻文字新编》等，依然是从金石学的角度研究石造像。近人王懿荣的《天壤阁杂记》、马衡的《凡将斋金石丛稿》，以及后来朱剑心所著《金石学》等，都将单体石造像作为金石学的一个专项加以叙述。王懿荣《天壤阁杂记》还以亲眼所见，对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成都万佛寺遗址掘出残石佛像百余的史实做了记载。他说：“成都西关有万寺故址，忽出残石佛像，大者高如屋，小者卷石，皆无首，或有首无身，无一完者；《蜀碧》所称献贼凿去者也.”王懿荣自称出私囊拣得有字残像三尊，‘一元嘉，极大，一开皇，一无纪元’；‘又拣得残碑五七方，不成文，皆苏石、川石、本质松，此又经火而复入土者，须甚护惜’。于是他用船只将其购得的石造像统统运往山东福山老家收藏起来。王称所谓“献贼”乃指明末农民起义首领张献忠，据史料所证，砸毁万佛寺石造像并非张献忠所为。

　　毫无疑问，古代石刻艺术正在不断的散发它的光彩。新中国建立后，现古学崛起，收藏家和艺术家既注意石造像的考古价值，同时也从美术的角度挖掘它们的美学价值，对造像的艺术性有了更高的认识，石造像鉴赏体系和观点愈加趋于科学、完美。造像艺术在神性中融入人性,具有丰富的审美文化内涵，涵盖艺术学、美学、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宗教学等学科。让我们一起驻足，体味其中的甚深微妙。IM电竞 电子竞技平台IM电竞 电子竞技平台IM电竞 电子竞技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