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电竞 IM电竞appIM电竞 IM电竞appIM电竞 IM电竞平台IM电竞 IM电竞平台IM电竞 IM电竞平台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由中国雕塑学会组织的“中国姿态：首届中国雕塑大展”在京举办，共有１０００多个作品方案参加入选评审。在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作品可以分为如下十大类型：红色经典再生型、唯美塑造抒情型、率性写意飘零型、乡风民俗怀旧型、传统符号混搭型、几何抽象装饰型、语言材料样式型、日常物品放大型、人间场景写真型、艳俗光亮卡通型。

　　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科学就是一种分类，因为分类需要理性思考。既然要分类，就必须对它的内涵和外延、核心和边界进行梳理和区别；换句话说，分类基于区分，区分基于认识，所以分类是认识对象的一种基本方式。

　　以上所说的十大类型是当前中国雕塑多样化的一种表现，也是目前中国雕塑多元化创作现实的客观呈现。当然，仅仅十类肯定是无法囊括中国雕塑的丰富面貌的，但是这种类别的划分，多少可以成为我们把握中国雕塑整体面貌的不同观察角度和路径。

　　应该说，这十大类型无所谓先验的优劣、高低之分；对雕塑家而言，他们都可以在自己所选择的不同类型中做到最好。

　　在２０世纪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种以理想化、典型化的方式，表现革命题材的红色雕塑在中国牢牢地占据着主流地位，形成了一种红色经典的模式。改革开放后，人们曾经对这种模式进行反思，认为它们普遍存在公式化、概念化的通病。

　　可是换一个角度来看，这种模式与２０世纪中国的特殊经验又十分吻合，或者说，这种模式与２０世纪中国的某种理想和激情是相当匹配的，它恰如其分地表现了这种“需要”。正是由于两者之间这种完美的匹配和吻合，使我们一旦把这类红色经典的雕塑放在艺术史的长河中来进行考察的时候，这种曾经被人们所熟练掌握，并形成了稳定套路的创作模式，又具有了独一无二的鲜明个性，具有了２０世纪中国雕塑的“红色个性”。

　　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红色题材的雕塑又有了一种重现的趋势。例如，过去常见的领袖人物、革命人物、历史事件又再次出现了。

　　这种重现分为延续型和再生型两种趋势：只有很少部分的作品继续在沿用改革开放以前的思路和语言；大部分作品是一种“再生”：一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经历了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以后，以新的眼光对历史所作的回望和再认识。我们所说的红色经典再生型就是指这种类型。

　　在本次展览中，有部分特邀作品和参展作品就属于这种红色经典再生型。近些年，的塑像以各种方式又出现在人们眼前：隋建国、展望为河北西柏坡做的领袖雕塑、李象群的《红星照耀中国》等，不一而足。

　　总体来看，这些领袖形象的创作凸显了一种还原——向普通人、平常人的还原。这些雕塑突出的是亲和力、人性化和平民性。从这些重新解读的雕塑中，折射出时代观念的变迁，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实实在在所发生的变化。

　　刘若望的《人民系列》塑造的则是一个在过去常见的民兵一类的人物。这个民兵如果和王朝闻的《民兵》、萧传玖的《地雷战》中的民兵形象相比较，革命人物“再生”的特征便一目了然。刘若望塑造的民兵更是一个强调形式感的民兵，它的色彩处理，它的对称性、装饰性，它的夸张，为其加入了许多当代的趣味。革命的硝烟味、紧张感没有了，有的是在新的语言方式下对战争和革命的想象。还有鲍海宁的《升华的征程》、陈继龙的《肩上的信仰》也都属于这个类型。

　　历史就是这样，同一题材在不同时段反复出现，不断“拦住”雕塑家，向他们索取答案。雕塑家也正是在这种一遍遍的回答中，呈现出艺术的魅力和可能性。在目前正在进行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工程中，引人思考的正是红色经典如何“再生”的问题。认识有多深，“再生”的可能就有多大：拿什么回应历史，拿什么走向未来？我相信，这种红色经典的“再生”会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因为这段记忆太深刻了，因为这段历史的阐释空间太丰富了，因为人们太需要在历史的镜子里来反观今天的现实了。

　　即使在红色经典占据绝对优势的年代，总是有些雕塑家一有可能，就试图创作一些优雅、美丽、有趣的人物和动物，这种偏于唯美和抒情的塑造活动在中国雕塑界从来就没有断绝过。

　　这种努力曾经饱受打击，被戴上“”、“唯美风格”的帽子，但从事这种类型创作的雕塑家总是矢志不渝地在坚持。今天，仍然如此。

　　在本次展览中，这类作品有于文龙的《绽放之前》、何鄂的《追溯》、陈松涛的《失衡家园》、房中明的《瑶琴赋》、袁飞的《耳鸣》、唐大禧的《风之梦》等。这种作品类型的特点是，强调造型，强调视觉审美，倾向于在观众内心唤起一种平和、安详、愉悦的情感。这类作品在雕塑语言上常常凸显出较强的技术性，例如《追溯》的那种流畅和洗练、《耳鸣》对繁复衣纹的处理等。

　　相对于其它作品，它们不追求刺激、激烈、冲突、震撼、惊愕……自然，这与这类作品避开直接的社会冲突相关，使得其在审美取向上具有传统雕塑单纯、静穆的特点；即使有的作品蕴含有社会问题的背景，例如《失衡家园》，但在人物处理上也仍然是宁静优雅的。

　　这种类型的产生与发展与这些年流行的一个概念——“写意雕塑”有关。在本次展览中，黎明的《旋律》、陈云岗的《对弈山水》、吴为山的《阿炳》、林国耀的《都市乐章》、景育民的《英雄》、胡博的《本真态》、王毅的《僧人——默》、从平芝的《远方是岸》、刘航的《啊！马》、李小兵的《齐白石》、李煊峰的《暴雨将至》、洪涛的《西行·漫记》、唐重的《小孩和鱼》、霍守义的《朝圣》等作品，就较为集中地体现了这类作品的特点。这类雕塑更偏重于东方美学，它们重创作者的主观感受，重写心、写意，重精神自由和情感释放，它们或可称之为“中国式的表现主义”。

　　由于重视对对象内在精神的把握，所以它们不简单追求形态上的视觉真实；由于重视虚实相生和“无中生有”，通过观众的想象和联想来充实雕塑形象，所以它们不简单追求形体上的完整和全面；由于重视吸引观众一起来感受作者心灵的激情，感受作者似乎在快速成型中所呈现的时间性，所以它们不倾向让观众心静如水地面对作品做理性的结构分析。

　　在“写意”的总体特征的统摄下，这类作品在具体呈现中也仍是各有千秋。例如《阿炳》、《英雄》、《朝圣》等作品，更加率性，更加随意，更重偶然效果，更重塑造的时间痕迹；至于《对弈山水》、《本真态》等作品，则相对侧重对形体的理解和分析。

　　总之，这类作品在许多中国雕塑家那里能做得飘逸、潇洒；显然，相对于过去严格的学院造型模式，“写意”给了谙熟东方精神的中国雕塑家一个精神自由的空间。（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