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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的这本杂志蕴含的许多历史信息值得读者慢慢玩味IM电竞 IM电竞app
IM电竞 电子竞技平台IM电竞 电子竞技平台IM电竞 IM电竞appIM电竞 IM电竞appIM电竞 IM电竞app收藏的这本《长江文艺》,距今整整67年了,我对它喜爱有加,它竟然与我同年同月生。除此之外,这本杂志还蕴含了许多珍贵的历史信息。
杂志封面上有一枚浅蓝色的印章,放大之后,显示“长江日报藏书”的字、印章与花边非常清晰。两个“长江”在一起,不仅增加了它的收藏价值,而且便于我们解读它们之间的历史渊源。
如今,《长江日报》是武汉市委机关报,而《长江文艺》则是湖北省作家协会的会刊,二者之间并没有从属关系。其实,历史上它们曾经是一对亲兄弟,并且《长江日报》还是《长江文艺》的大哥。
1948年10月,熊复(原《红旗》杂志总编辑)自中央调任中央中原局宣传部副部长兼新华社中原总分社社长。1949年1月1日,中原局在郑州出版《中原日报》,熊任社长兼郑州市委宣传部部长。
历史上的中原局,有三次大的变更。第一次,大约在1938年底,任书记。第二次,1945年日本投降,为巩固根据地,中原局调整,任书记(没到任),实际工作由主持。第三次,1947年为挺进中原,为第一任书记。
中原局管辖范围:河南、长江以北的湖北、安徽与江苏。中途的人事调整、管辖范围和设定目标,就不详细介绍了。
1949年5月武汉解放,中原局迁入武汉,改称中南局。当时的中南局统领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首任为。熊复任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兼《长江日报》社社长。
所以,《长江日报》与《长江文艺》并不是湖北省内刊物,是中南局的喉舌,涵盖六省两大市。
《长江日报》于1949年5月23日创刊。1952年12月31日,中南局决定停办机关报而将《长江日报》移交给武汉市委。
《中原日报》作为中原局机关报于1949年1月1日出版后,中原文艺工作者协会筹委会成立,准备筹办一个大型文艺刊物。
《长江文艺》创刊号于1949年6月18日在河南郑州出版,为24开本,繁体字,竖排,88页。版权页上标明,编辑:中原文协筹委会《长江文艺》编委会。中原文协,是中原文艺工作者协会的简称,《长江文艺》创刊号出版仓促,连定价和出版日期都未印上去。
由于同属于中原局的机关报和机关刊物,原本定名的《中原文艺》也随着《中原日报》改为《长江日报》,而在付印前夕改名为《长江文艺》。
《长江文艺》第1卷第3期上刊登的地址是:“汉口黎黄陂路三十五号”,电线,门口挂起了“中南文联筹委会”的牌子。
从上面的信息中可以看出,中原局与中南局,在这段时期,某些环节是互为交错的。
刘政德教授,1931年出生于湖北天门,是中国著名雕塑家。1947年入武昌艺专学习,1950年毕业于中南文艺学院。1953年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任教。196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研究生班。1964年,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湖北美术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全国城市雕塑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雕塑学会常务理事。2019年5月11日,雕塑家刘政德因病逝世,享年88岁。
对于刘政德的艺术成就,湖北美院雕塑系原主任项金国认为,“他将寓言雕塑做到极致,深刻影响了湖北雕塑艺术。”他的学生、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于小平评价:“他几乎穷尽其全部的心血,一辈子专注寓言雕塑,终成一个时代的巅峰。”
这本杂志发行的具体时间是1955年1月1日,因此它比我大。据此推算,刘政德的雕塑作品应该早于1955年,这也是刘政德最早发表的作品之一。他22岁时,就在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任教,作品在如此大型的《长江文艺》上发表,令人钦佩。
刘政德在这本杂志上,介绍了他的这件雕塑作品:在祖国南方的大瑶山上的瑤族人民善于耕作,而且是打猎的能手,解放后在的领导下为了自己秋天的丰收集体打猎。
“跟脚手”,是瑶族人民给予最勇敢最有经验的猎手的称号。跟脚手善于追随野兽的踪迹指挥战斗,跟脚手是猎人们的眼睛,是打猎中的领袖。
这本《长江文艺》是竖版繁体字,它的第一篇文章是一份决议:关于《文艺报》的决议。
这份决议于1954年12月8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会议通过。
决议是在1954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对《文艺报》进行公开严厉的批评之后。
《文艺报》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受中国文联的领导。IM电竞 IM电竞平台这份决议涉及到了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
第一次是1950年到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是建国后第一次重大的文艺思想争论和文艺批判运动。
这份决议是针对第二次的思想批判运动的,其实事情的起因则有点偶然。1954年3月15日星期一,在北京中山公园游玩的李希凡和蓝翎,无意间在报栏里看到了俞平伯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文章。两人认为俞平伯的文章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研究红楼梦,是唯心主义的。
当时蓝翎23岁,是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语文老师,李希凡26岁,是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员。两个人给《文艺报》写信,问可不可以批评学术权威。得到回复后,他们将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寄出,编辑认为学术价值不大而未发。他们再将文章寄给山东大学,在他们母校老师的支持下,校刊《文史哲》发表了这篇文章。接着,《文艺报》转发了该文,编辑冯雪峰并加了编者按,后来成了他的反D罪状之一。
不知什么原因,最高领导人知道了此事,他亲自点了俞平伯和《文艺报》的名,并且还针对此事写了信,将它上升到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拉开序幕。由于他和胡适并称为“新红学派”的创始人。而胡适已经随退败台湾,并且他还时不时发一些反动言论。批判俞平伯,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俞平伯成了替罪羔羊。
从1954年10月底开始,俞平伯在诚惶诚恐中度日。他的任务是哪里有批判会就到哪里去接受批判,各种批判文章铺天盖地,仅1954年10月24日到年底1个多月的时间里,共组织各种层次的座谈会、批判会达110多次,平均一天要赶三次以上的批斗会。
冯雪峰参加过长征,是著名的左翼运动重要领导人之一,先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组书记。
1954年因《红楼梦》研究问题和“胡风事件”受批判。1957年被划为。1966年又被关进牛棚。1976年患肺癌去世。
1955年后,批判范围继续扩大,牵连到了丁玲和陈企霞。丁玲是中国作协主持工作的副主席,领导中央文学研究所和《文艺报》,并且她还担任过《文艺报》主篇。陈企霞协助丁玲工作过,任《文艺报》副主编、主编。
一篇关于《红楼梦》的学术文章,打倒了一大批人。后来整出了一个“丁陈反集团”。其主要成员有: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艾青、李又然、罗烽、白朗等。
几十年后,上述所有人全都平了反,包括胡风。只是作为当事人的俞平伯不再研究《红楼梦》,而改为研究昆曲。用“吴侬软语”疗伤避世。
一个散文家、红学家、中国白话诗创作的先驱者之一,与胡适并称“新红学派”的创始人,通过这次所谓的思想批判运动,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
3.中国文联责成中国作协改进对《文艺报》的领导工作。《文艺报》在工作中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建立密切的联系。
4.责成《人民文学》及中国作协领导的其他刊物及其地方分会,加强文艺批评工作。
5.责成中国作协、戏协、音协、舞协等,及地方各机构,根据本决议进行检查,并改进工作。
《论俞平伯的美学思想的腐朽性及其根源》,这是姚雪垠在这本杂志上发表的批判文章,一共使用了7个版面,从根本上对俞平伯进行了否定。
姚雪垠(1910年10月10日~1999年4月29日),河南邓州人,中国现代家。现代著名作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全国第六届、七届政协委员。
文章说:俞平伯从事《红楼梦》研究已经有三十多年。但他是同胡适一样,不仅对这部伟大的古典现实主义作品的不朽意义毫未理解,反而给它硬加上许多歪曲的解释和评价。在《红楼梦研究》一书中,不仅暴露了俞平伯的考证工作是不严肃的,无聊的,错误的,尤其使我们不能忍受的是他的美学思想,这是一种反现实主义的、腐朽和反动的美学思想,是没落的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地主阶级美学思想的混血儿。在许多地方,封建色彩特别浓厚。
姚雪垠的文章,对俞平伯的研究工作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而后快。文章一开头,就从立场、观点、方法上将俞平伯定义为腐朽和反动,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混血儿,彻底否认了俞平伯的专业能力与研究成果,红学权威荡然无存。
俞平伯认为《红楼梦》的人物关系是“温柔敦厚”或者“温厚蕴籍”的,其风格充满了“缠绵悱恻”和“哀思”。姚雪垠认为这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美学观念,反映的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经过大量的旁征博引后,给俞平伯戴上了几顶大帽子:
俞平伯说:“以口语写本为正规,……无奈此支起源于民间,为市井杂耍之一,其根底颇不高明。”
于是,姚雪垠联想到胡适在这方面的言论后得出结论:这一论调,否定人民的创造能力,也是和资产阶级理论家们的论调是一致的。
文学就是文学,艺术就是艺术,任由政治指挥文学艺术,混淆概念与常识,不仅与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自相矛盾,而更可叹的是,这种自相矛盾会对所有人造成一种巨大的潜在风险,除非你总有好机缘和好运气。
很快这个风险就降到了姚雪垠头上,1957年,在“反右”运动的时候,领导一句话,说他的书和文章是反对的。于是,他就成了“极右分子”。对他的结论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姚雪垠的这篇批判文章,应该让他真正领悟到了“革命文学”的真谛,这为他日后来创作《李自成》提供了意识形态的依据。尽管有文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他的《李自成》美化了农民形象,以“高、大、全”的手法塑造李自成,有“御用文学”和政治之嫌,但对他个人来说,是成功的。
2022年4月1日《北京日报》刊登姚海天纪念父亲的文章:《一部得到两代领导人重视,回忆父亲姚雪垠的文学人生》。
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主席对《李自成》的创作始终给予高度关怀和帮助,先后两次作出指示,使父亲的手稿、卡片、藏书受到保护,创作得以继续下去。文革结束后,对《李自成》的创作也给予热情支持和帮助,在他的亲自过问下,解决了父亲的住房、助手等问题。
姚雪垠可能是运气好,也可能是会察言观色,天赋异禀,能早早嗅出君王所好。他在武汉市东西湖农场劳动改造的时候偷偷写,因为此事他还遭批判,他的夫人担心他自,专程从河南赶过来安慰他。在明史权威吴晗的帮助下,他的得以出版,并得到最高领导人的首肯。
中国几千年历史,出现了无数的“闯王”。歌颂“闯王”,与“闯王”为伍,以“闯王”自雄的人多如牛毛,所谓爱屋及乌,其中因由,只能由读者自己去领悟了。
姚雪垠在那个年代,是与浩然齐名的革命文学家。历史上他和胡风存在恩怨,和刘再复(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存在重大理论分歧。这篇文章对于研究姚雪垠和他的长篇《李自成》,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1955年1月号《长江文艺》的第17页有一则文艺动态,题目是: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这本杂志全篇都是竖版,此处的横版显得有些醒目。它的内容为我们揭示了《长江文艺》主办单位在1954年的一个演变过程。
1949年6月至1951年7月,《长江文艺》的编辑们,都是中南文联筹委会人员。1952年改由中南作家协会主办。当时的这个中南作家协会是一个很大的机构,管辖中南局的六省二市的作家分会。(豫、鄂、湘、赣、粤、桂六省和武汉、广州二市)
根据中国文联和中囯作协的决议,将中南作家协会,改组成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公和中国作协广州分会。从1954年11月起《长江文艺》的主办单位就成了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
这次机构改革是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在“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思想批判运动”中,所采取的组织措施,目的在于加强对文艺刊物的编辑和领导。
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领导:湖北省、武汉市、IM电竞 IM电竞平台湖南省、河南省、江西省等省市的作协会单位,并负责《长江文艺》编辑出版工作。
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领导:广东省、广州市、广西省和中南军区部队作家协会的工作。
这段历史很短,缺乏文字记录,这本杂志为我们还原了当时的过程。当其时,主办《长江文艺》的武汉作协,并非属于武汉市,而是领导四省一市的机构组织。在以文字作为主要传播途径的时代,这个武汉作家协会,可不是一般的了得!
根据《长江文艺》编辑者名称的改变可以推断出:1957年《长江文艺》的编辑者变成了湖北省作家协会。
《长江文艺》1955年1月号的首页,刊登了刘政德的雕塑作品,这是一个令艺术家高兴的事,因为在本期的内页还有木刻、油画、水彩画等5幅作品。
《长江文艺》一直以来以刊登优秀美术作品见长,有文学与美术的榫卯之称。在写这篇文章时,我找到了《长江文艺》的创刊号。
《长江文艺》发行70多年,它的创刊号的封面设计,无疑为《长江文艺》历史使命定了调,使其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长江文艺》创刊号的封面设计,由军旅木刻家师群和版画家徐立森合作完成,木刻《修火车》,真实再现了渡江战役前夕中原后方抢修火车,积极备战的场景。
这本保存完好的创刊号,由《长江文艺》的美术编辑发现于汉口一家古玩市场的旧书摊。
在1955年2月号的《长江文艺》里,有一幅表现小孩放学回家的年画,人物姿态各异,栩栩如生。
近年来弄得沸沸扬扬的教科书插图问题,抛开政治因素,作为美术作品,它的表达方式和表现形式是不成功的。同样是描写师生生活的作品,对比67年前这幅年画,其差距不是一点点。
美术作品《放学》(年画)由广西籍画家莫更原创作,入选“第二届美术作品展览”及“全国第一届青年美术作品展览”并获奖。
年画,始于古代的“门神画”,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绘画体裁与表现内容,也是中国农村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大都用于新年时张贴,含有祝福新年吉祥喜庆之意,故名年画。
画家一改以往年画的表现形式,用苍秀的笔墨,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广西少数民族地区,一个青年女教师护送学生过桥的情景。
回到我收藏的这本杂志,它字小,排版密,内容多。值得一读的还有一篇批判胡适的文章:《胡适的魔术》,以及编辑于黑丁的长文:“加强战斗,扩大创作队伍。”编辑部的文告更是让人耳目一新:“欢迎广大读者对《长江文艺》提出严肃的批评。”
现在是绝对见不到这样的东西了,那种旧时代知识分子的胆小懦弱,战战兢兢的样子跃然纸上。他们不知道哪个读者有通天的本领,哪个读者是得罪不起的小人物。很多年后俞平伯已经了,但他对当年那些人和事,闭口不谈。只说一句:“过去了就过去了!”
见惯了那些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刻意回避和巧妙迎合的文字,以及网络上的怪论、异象与荒谬,顿时觉得这本67年前的杂志里的诗歌、散文和,充满了那个时代的气息,字里行间都能感到作者的纯朴善良。我们离那个年代已经很远了,说真话依然很难,希望不矫揉造作,不媚上欺下,不落井下石的基本文明道德底线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关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伟人留下了几段著名的话。其中:“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从此,文艺具备了阶级性,从属在了意识形态之下。
至于“为什么人”所指为何?谁来定义“大众”?谁来定义“工农兵”?已不重要。也没有谁追问。重要的是,只要这块阵地占领了,掌握了舆论主动权,可以讲好更多的“中国故事”。
67年前的这本《长江文艺》,正是这个宏大“中国故事”里的其中一个章节。个中的消息,值得读者慢慢玩味。